1· 羅河車站裡一個不正常的乘客

    十一月，不逢年，也不逢節，羅河站不似春運期間那般水泄不通，卻也不冷清。

    天上沒有太陽，但也沒有要下雨的意思，天色處於半敞亮半陰暗之間。

    我站在諾大的羅河站廣場中央，一時間不知該往哪兒走。

    作為深安最重要的交通樞紐中心，羅河站東是長途汽車客運站，正南毗鄰羅河口岸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由香港經羅河口岸進入深安，每隔十幾分鐘，就會有黑壓壓的人群像一團黑煙從海關關口湧出來，繼而在廣場上徐徐散開。北向是羊深高鐵站和通往全國各地的長途火車站，地下更有二十四小時的士，和可直達新安機場的地鐵一號線。廣場上人來人往，不同膚色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語言，不同年紀，不同職業，不同身高體態、不同神情樣貌的人駱驛不絕。有人進站，有人出站，也有人只是在閒逛。廣場上空嚶嚶嗡嗡，除卻周遭的車水馬龍聲、有接站問候的、有送行道別的、有高談闊論言政事的，有說三道四侃八卦的，也有輕言細語說情話的，讓人想聽也得聽，不想聽也得聽，最磨耳朵的當數那拉杆箱的輪子摩擦地面的軲轆聲。不計其數的拉杆箱橫行直走，高檔的名牌箱、低廉的雜牌箱、皮革的、帆布的、塑料的，還有混合材質的，花花綠綠，各式各樣讓人眼花繚亂，而我手上拖着的這個尤其特別。

    六年，我在深安這座混凝土堆積而成的冰冷國際大都市裏一無所獲，來的時候一口銀灰的塑料拉杆箱，離開的時候還是這口拉杆箱，唯一不同的是原本四個嶄新的橡膠輪子如今只剩下毛渣渣的三個了，掉了的那個被扔進了新安機場三號門左側的垃圾箱裏了。

    非客運高峰期，車站對進站廳時間沒要求，只要是當天的有效票，什麼時間都讓進。可我進站驗票時，那個四方臉，下巴上留了一小撮山羊須的驗票員還是向我展開了一張狐疑的臉，手舉着我的票，以警察審罪犯的口吻問我：「劉清秋，是吧？」

    「是！」我微笑着點了點頭。我叫劉清秋，出生在二十六年前的八月十五中秋節，家人都叫我十五。我們老劉家世代燒陶，父輩們起的名字也都跟陶瓷有關：族譜里我的祖爺爺叫劉大窯；爺爺叫劉大盤；而我父親叫劉大碗；父親的弟弟，也就是我的叔叔叫劉二碗；姑姑叫劉小碗，我是家族裏唯一的例外。據說父母老來得女，把我看得跟寶貝似的，父親為了給我起個好聽的名字，把壓箱底的一套上品青花瓷送給了為我起名的小學老師。我閒來無事想了想，若真要循了老劉家的傳統，我的名字可能會叫劉小杯，或者劉小勺，其實也不錯。

    「你這下午四點三十五分的票，現在還不到九點，來這麼早幹嘛？」

    「沒事兒做。」我條件反射地拉扯了一下嘴角。從小到大，我對此類不想回應卻不得不回應的場面訓練有素，近幾年來已愈登佳境，有時候連我自己都分不清楚我是真的在笑，抑或只是皮笑肉不笑地揚一下嘴角。不過，我說的事實，我確實沒事兒做，雖然已經過了六年之久，不論是對深安這座城市，還是對這城裏的人，我都依然跟來時一樣陌生。

    小山羊須顯然不相信我的話，正常人怎麼會在車站的硬板凳上傻坐七八個鐘頭呢？他的一雙小眼眯成了兩道幾不可見的細逢，把我從頭到腳審視了一遍，又盯着傳送帶上我那個只有三個輪子的廉價拉杆箱看了一會兒，心裏大概在想我該不會是欠人錢財，被人追債追得沒處藏身，才買了張車票躲到站裏頭來了吧？畢竟這種事兒也不是沒發生過。他踮起腳尖向不遠處的隊尾望了幾眼，確定後面沒人追來，這才勉強給我放了行。我這些年其他的本事沒學會，臉皮倒是練得越來越厚了，無論安檢人員以什麼樣的眼神看我，我都泰然自若，沒半點不自在。

    也許時間尚早，二樓候車大廳里只零零散散地坐着不到一百來人，有溫馨排排坐的一家大小，有成群結隊一起返鄉的夥伴；有卿卿我我的小情侶，也有像我這樣形單影隻，百無聊賴的，我選了個無人的角落坐下。

    小山羊須想的不算全錯，正常人確實不會在車站裏傻坐一天，可我在許多人眼裏都算不上正常人：在我的家鄉陶鎮，我是一個算命先生口中「頭戴鐵帽子，腳套鐵鐐子」而來的劊子手，百年不遇的煞星，那個瞎了眼的算命先生斷言我不出六歲，父母雙亡。而不幸的是，我的父母真的都在我六歲前走了。雖然我自己覺得很冤枉，我是個「老來女」，父母生下我的時候已經年近七旬，就算沒有我，以那個年代的醫療水平和條件，也都是差不多要走的人，但街坊鄰居不這麼認為，他們深信瞎子的鬼話，個個都把我當成掃把星，身邊的人出了什麼事也都賴在我頭上。可我有什麼辦法呢？日子還得過不是？——笑着過。笑得過火了，他們又說我瘋瘋癲癲的，弄得我困惑不已，不知到底是該笑好還是不笑好。

    幸好，我有三個哥哥，他們仨是在我父母生下我之前收養的。大哥叫大龍，個性木納，一天到晚說不上幾句話，着急的時候還結巴；二哥叫二虎，性子急躁，跟炮仗似的，一點就着；三哥據說是在陶鎮的九洞橋底下出生的，取名叫三橋，三哥聰明，學習好，對誰都謙和有禮，以前東大街上的街坊，沒一個不喜歡他的。父母過世後，三個哥哥把我捧在手心裏養大，可他們對我也跟一般哥哥們不大一樣，他們總是讓着我，順着我，只要是我想做的事，他們從沒說一個「不」字。

    周末的時候，我經常一個人坐在小區樓下的石凳上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小區保安換了一任又一任，每一任看我的眼神都是怪怪的，有個長得白白淨淨的小保安見了我就縮，那神情生怕我把他給生吞活剝了；就在二個半月前，我還一個人坐在美國三藩市39號碼頭上，不吃不喝，聽一堆海獅拉長脖子自我陶醉地唱了整整十個小時，一直到第二天，我的耳邊還縈繞着海獅咿咿哦哦地怪叫聲。

    有時候我自己也忍不住想，我可能真的不大正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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